[日]浅野裕一 ‖ 《论语》书名应叫《仑语》: 为流传两千年的儒学经典正名
·思想者沙龙·
《论语》书名应叫《仑语》
——为流传两千年的儒学经典正名
[日本] 浅野裕一
摘 要
有关《论语》一书的成书过程，日本汉学家武内义雄作过细致的考察。他认为，“齐二十二篇”“鲁二十篇＂均非汉初出现，亦不存在传授其学问的学派；传世的《论语》文本，是将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发现的“古论语”二十一篇作为祖型的文本。至于《论语》的书名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认为是“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论语”。但是，鉴于《论语》中包含曾子临终之言以及屡见记述上的不断重复等现象，反映出《论语》并非是直传弟子将所记录的孔子之言汇集并逐一讨论确定的。所以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关《论语》的说法不能成立。观察“古文”与“今文”在战国至秦汉之间的变化，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土的战国楚简为依据，可以发现，单纯以记录“古论语”的“古文”书中有“论语”和“言”字偏旁，是不能断定此即“今文”中“论”字的。因为，“古文”中有无偏旁、偏旁之位置、部首之种类等文字的结构元素尚未稳定，即便“古文”有“言”字旁，在“今文”中亦可找到不少转变成无“言”字旁之例证。传世《论语》所本“古论语＂，是由来历各异的孔子语录聚集而成；尤其是在孔子称呼上有“子”“夫子”“仲尼”“孔子”等，缺乏统一性，也印证《论语》是各种文本合辑的产物；而已公布的郭店楚简有儒家文献十种，上博楚简有儒家文献十七种，其中共通的只有《缁衣》和《性自命出》，说明当时并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态流传，几乎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。从《论语》的内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测，时至第二代、第三代门人，在将汇集搜集而来的孔子与门人对话材料编辑成书之际，以收集竹简顺序编辑而成之语录而名为《仑语》的可能性较大，因而该书叫《仑语》才对。所谓“仑（侖）”，是由“亼”与“册”组成的会意字——“
关键词
《论语》 《仑语》 正名
一 文本的传承
作为《论语》的文本，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述及“六艺略”中的《论语》时，共录有“《论语》古二十一篇”、“齐二十二篇”“鲁二十篇”三种。有关“《论语》古二十一篇”，班固（32—92）又自注道：“出孔子壁中，两《子张》。”此即汉武帝（前141—前87年在位）时期，汉景帝之子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建宫殿而拆除孔子旧宅时，从墙壁里发现的壁中书“古文论语”。由于该文本在《论语·尧曰》“子张问于孔子曰，何如斯可以从政矣”一句以下独立成篇，故有“子张篇＂和“子张十九篇＂两种。
有关“齐二十二篇”，班固也自注道：“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。”换言之，即与“鲁二十篇”相比较，多出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。至于“鲁二十篇”，在班固自注中则无任何相关记载。
武内义雄（たけうちよしお，1886—1966）在《论语之研究》（东京：岩波书店，1939）一书中有以下论述：在汉武帝以前，由《学而》《乡党》组成的齐鲁二篇本，由《雍也》《公冶长》《为政》《八佾》《里仁》《述而》《泰伯》组成的河间七篇本，以及由《先进》《颜渊》《子路》《宪问》《卫灵公》《子张》《尧曰》七篇组成的“齐论语＂的原始形态等其他孔子语录，已经有流传。
其后，在汉武帝时期，于孔子旧宅发现了由先秦古文写成的“古论语”二十一篇；而流传至今的《论语》，就是根据“古论语”再用汉代通行的文字汉隶重新抄写的。理由是：如果查看传承《论语集解》何晏序以及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齐论二十二篇”的学者——王卿、庸生、王吉、宋畸、五鹿充宗、贡禹等六人的背景，可以发现，其中只有王卿生活于汉武帝时期，其他五人均为汉宣帝（前74—前49年在位）、汉元帝（前49—前33年在位）时期的人物。
以同样方法再检视承袭“鲁二十篇”的龚奋、鲁扶卿、韦贤、韦玄成、夏侯胜、萧望之、张禹等七位学者，龚奋生卒年不详，只有鲁扶卿生活于汉武帝时期，其他五人均为汉昭帝（前87—前74年在位）、汉宣帝时期的人物。
由此观之，鉴于“齐论”“鲁论”的学者都是生活于汉武帝以后的人，所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“齐二十二篇”“鲁二十篇”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写汉武帝时期出现的“古论语”的古文之异本。由此可知，传世的《论语》文本均基于“古论语”而成。
武内义雄《论语之研究》一书考察详细精密，其观点和结论当可充分肯定。说明“齐二十二篇”“鲁二十篇”等均非自汉初出现，亦不存在传授其学问的学派。传世的《论语》文本，应视为将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所发现的“古论语”二十一篇作为祖型的文本。
二 书名的由来
《论语》书名究竟出现于何时？在汉武帝时期，还未见有《论语》名称。由此推测，此一名称，是自汉昭帝、宣帝之后才逐渐开始使用的。武内义雄《论语之研究》指出，从王充《论衡·正说篇》所见“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，官至荆州刺史,始曰《论语》＂的内容推测，“古论语”的文本由孔安国传至鲁扶卿，鲁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时方开始称之为《论语》。因而，《论语》此书名应起源于“古论语”。“齐二十二篇”“鲁二十篇”等文本均基于“古论语”这一点，亦可印证此事。换言之，由于汉武帝时期于孔子旧宅所发现的“古论语”二十一篇里已记有《论语》此书名，据此可推论，《论语》乃汉昭帝、宣帝时期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的。
那么，“古论语”里所记载的《论语》书名究竟为何意？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谈到“六艺略”时有如下阐述：
“论语”者，孔子应答弟子时人，及弟子相与言，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。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“论语”。
班固认为，此乃孔子死后，其直传弟子就各自所录孔子之言进行议论和验证，确定为孔子的语录之后，而称之为《论语》的。此言妥当与否，还需考证。
狩野直喜（1868—1947）在《论语孟子研究》（东京：みすず书房，1977）中指出，《论语》录有比孔子年轻四十六岁的曾子（前505—前435）的临终之言，因此可知此书非孔子直传弟子编辑而成。事实上，《论语·泰伯》就记述了曾子临终前与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对话：
曾子有疾。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，启予手。《诗》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，小子。”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
上述内容只能是由曾子门人所记录，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关《论语》乃孔子死后由直传门人所编而成的说法，显然是不成立的。既然如此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经由孔子门人议论而确定的《论语》，其编辑形态又如何呢？就此，《论语》中如下重复之处颇值得关注：
（1）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（学而篇）
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（里仁篇）
（2）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（学而篇）
子曰：“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（子罕篇）
（3）子入大庙，每事问。 或曰：“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，入大庙，
每事问。”子闻之曰：“是礼也。”（八佾篇）
入大庙，每事问。（乡党篇）
（4）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。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，好学。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。未闻好学者也。”（雍也篇）
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，好学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。”（先进篇）
（5）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（雍也篇）
子曰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（颜渊篇）
（6）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”请问之。曰：“恭宽信惠，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 （阳货篇）
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民说。（尧曰篇）
此类重复的现象表明，《论语》并非经过周密细致的议论编辑而成。假若直传弟子将各人所纪录孔子之言汇集并逐一讨论确定，上述现象决无可能出现。因此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关《论语》的说法，应无法成立。
三 “古文”与“今文”
假若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关《论语》书名的说法无法成立，不过是事后附会之说，那么，壁中书“古论语＂所记载的《论语》书名究竟是何意？解开此谜团的关键，就隐藏在先秦古文记载之中。
作为统一大业中的一环，秦始皇（前246—前210年在位）禁止一直沿用的地处崤山以东的旧六国（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）的东方系文字，强制全国一律使用承袭西周正统字体，名为小篆、隶书的秦国字体。隶书是秦国官吏书写公文书时用的标准字体，通过行政机关之间的字处理迅速普及全国。即使时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，经过楚汉战争，至公元前202年汉朝成立，人们仍然继续使用隶书。然而，汉朝的人却视之为现代文字，并称其为“今文”。同时，将旧六国沿用东方系文字视为古代文字，称之为“古文”。
秦帝国时期，为免遭焚书，无视公元前213年颁布的禁令——“挟书之律”而藏匿于民间的书籍均以“古文”书写。秦亡汉立后，“挟书之律”依然有效，直至汉文帝时期（前179—前157）方正式宣告废除。然而，由于汉皇帝并未严格执行“挟书之律”取缔禁书，故汉以后不少学者公然持有所剩无几之“《诗》《书》百家＂的书籍，并开始传授其学问。
在此过程中，为避免打压，藏匿的书籍亦由“古文”转换为“今文”。由于汉初学者中有不少人出生于战国时代，既懂得“古文”书写，又在秦朝习得“今文”，属于通晓“古文”“今文”者，因此有可能将“古文”书籍以“今文”重新抄写。而免遭焚书之厄传至汉代的先秦书籍，也因之均被转换为“今文”文本。然而，到了汉朝成立三四十年后，那些出生于汉朝、只懂得“今文”的一代人开始占居了学者中的大多数，因此，虽然一部分人保有“古文”的知识，但“古文＂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远去。
在此背景下，古文书籍却时有出现。汉武帝的异母弟河间献王刘德（前171─前130）因好学，致力于收集书籍，为搜罗先秦书籍投入了大量金钱。更有人按献王需求，从坟墓中发掘出先秦书籍。他收集得到的书籍范围，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中有记载：“献王所得书，皆古文先秦旧书，《周官》《尚书》《礼》《礼记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之属。”
由《雍也》《公冶长》《为政》《八佾》《里仁》《述而》《泰伯》七篇组成的“河间七篇本”的文本，亦于此种情况下出现。此类书籍，皆由通晓“古文、今文”的学者逐一转换成“今文”文本。
汉武帝时代，他的异母兄弟鲁共王在扩建宫殿期间拆毁孔子位于曲阜的旧宅时，于壁中发现“古文”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等先秦古籍。其中，《论语》之名，此时亦记载于“古文”文本之中，随后被转换为“今文”。
四 原书之名
汉武帝时期发现了“古文”先秦古籍，被作为一个著名事件记载于《汉书》。因此，“古文”与“今文”在字体上有明显不同之认识，亦作为一般常识为后人所知晓。然而，由于无法看到用“古文”书写的书籍，今人对“古文”的形态一直无从了解。
1993年10月，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了八百余枚竹简。其中，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记载。此墓兴建于战国中期的楚怀王二十九年（前300），竹简文字乃旧六国使用的东方系古文。郭店竹简其后经过整理解读，最终确定内含《老子》等其他十六种文献。
此外，上海博物馆1994年于香港古董市场购入一千二百余枚战国楚简。这些上博楚简于1997年开始被解读整理，总字数约为三万五千字，确定其中有包括《易》等其他八十多种文献。该竹简文字亦属楚系文字的东方系古文。
其后，北京清华大学于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入二千三百枚战国简。这些清华简内含有《尚书》、由二十三章组成被命名为《系年》的历史书以及记录历代楚都所在地的《楚居》等文献。
上述相继发现，使得只有名称而实态不详的“古文＂数据大量出现在人们面前。由于这些战国竹简均为当时的人们用笔墨在竹简上书写的古文资料，从而可以了解“古文”文字为何种书体。
根据战国竹简的新发现，基于“今文”的字体来观察，“古文”呈现的特征为过多的偏旁，字盖或右旁等元素，或缺乏结构要素。此类例子甚多。如：
此外，“古文”与“今文”中，亦可看到部首种类不同之例。如
在战国时代，君主、中央政府为推动官僚组织而进行文书往来时，如果在文字使用方法上不谋求一定程度的统一，恐造成文书的发件人和收件人之间在沟通上的困难。如果任文字在民间被随意使用，亦可能导致由形、音、义三个方向派生所谓假借字、异体字、别体字等状况，最终难免不断扩散之宿命。
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并实行文字统一者，唯有国家权力。唯有中央政府以统治为由强制统一使用文字，方可勉强防止文字使用的混乱。由此推测，战国时期各国亦曾实施一定程度的文字统一政策。而上海博物馆所购得的名为《字析》之字书，可视作楚国中央政府为了向地方行政机关显示文字的标准体，以国库支出制作并分发的规范本。
尽管如此，统一文字毕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程。以标准字体作为全国性统一规范文字的目标，直至汉代后期楷书体的出现才得以实现。因此，在“古文”范围里的用法也会有相当的摇摆。更何况，经过秦始皇彻底统一文字后的“今文”，与以往“古文”之间有巨大的差别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。
根据以上论述以及战国竹简的发现而渐趋明朗的“古文”实态来看，单以记录“古论语”古文书中有“论语”和“言”字偏旁，并不能断定此即“今文”中的“论”字。如上所述，在“古文”中，有无偏旁、偏旁之位置、部首之种类等文字的结构元素尚未稳定，如，
武内义雄的《论语之研究》推断，传世《论语》所本“古论语“，是由河间七篇本、齐论语七篇、齐鲁二篇本，以及后人收集所得《季氏》《阳货》《微子》《子张问》《子罕》五篇等组成。姑且不论此推断正确与否，《论语》是由来历各异的孔子语录聚集而成是毋庸置疑之事实。无论是河间七篇本，还是齐论语七篇，由战国时期书籍均以篇幅为单位流传观之，可以推测《论语》本身是各种数据的合辑本。尤其是在孔子的称呼上缺乏统一性，有“子”“夫子”“仲尼”“孔子＂等，也印证《论语》是各种文本合辑的产物。
从已公布的郭店楚简中可以看到，儒家文献有《缁衣》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《穷达以时》《五行》《唐虞之道》《忠信之道》《成之闻之》《尊德义》《性自命出》《六德》十种。而在上博楚简中，已发现的儒家文献有《孔子诗论》《缁衣》《性情论（性自命出）》《民之父母》《子羔》《鲁邦大旱》《徒政》《昔者君老》《周易》《仲弓》《内礼》《相邦之道》《季康子问于孔子》《君子为礼》《弟子问》《孔子见季桓子》《天子建州》十七种。其中，双方共通的只有《缁衣》和《性自命出》。此一现象说明，当时并非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态流传，而几乎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的。
在上博楚简中，也内含大量收录于《论语》的语录，如《弟子问》《君子为礼》《季康子问于孔子》《孔子见季桓子》等孔子与门人及鲁贵族等的对话。此一现象说明，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，曾有大量孔子语录。可以推测，时至第二代、第三代门人，在将汇集搜集而来的孔子与门人对话材料编辑成书之际，以收集竹简顺序编辑而成之语录而名之为《仑语》的可能性极大。因此，抛弃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就“论”字做牵强附会之论，其中包含曾子临终之言以及屡见重复之处等问题就可自然消解。
自汉昭帝至汉宣帝时期，《论语》书名基本稳定之后，两千年来，还未曾有过质疑。《荀子·正名篇》言：“名无固宜，约之以命，约定俗成谓之宜，异于约则谓之不宜。名无固实，约之以命实，约定俗成，谓之实名。”指出名称并不存在正确与否，正名的关键在于是否“约之以命，约定俗成”。
《论语》此名称已被沿用了两千年，已经完全习俗化，作为约定而根深蒂固。虽然拙文遵循“必也正名乎”之言，阐述了《论语》的“论”实为“仑”而非“论”，但如今并没有改变书名的必要，这里还须以“守名约”（《荀子·正名》）为重。
编者注：该文发表于《南国学术》2016年第4期第633—639页。为方便手机阅读，微信版删除了注释，如果您想引用原文，请到“中国历史文化中心”网站点击“南国学术”后，下载PDF版。网址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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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、校对、排版、设计：田卫平